■郑板桥诗云：“标新立异二月花，删繁就简三秋树。”意指思想观点要有新意，有别于他人的想法，就像春天里百花争艳，生机勃勃，而表达思想观点的文章须简洁明快，就像秋天里的树木，叶已落尽，很有骨感。研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，不能不重温《老子》和《论语》，深深感到两部经典的文字简洁，似三秋树般的干净；思想观点各异，如二月花般的繁荣，这就是承载着不同的思想路径和智慧形态，承载着中华文明对于美好生活的不同思想实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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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研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，可以互相批评，却不能互相指责；可以理性批判，却不能感情用事；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却不能陷入门户之见。惟其如此，才能认识和把握老子与孔子的真实关系。
□老子与孔子最大的差异不在于文本、风格和思考范围，而在于思想内容，这是区别老子与孔子、道家与儒家的关键所在。
□老子重视智慧而不重视知识，推崇理性直觉；孔子则重视知识，重视感性认识和经验积累。
老子与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巨人，也是世界历史上的思想伟人。对于中华文明而言，两人犹如太阳和月亮，同时出现在历史的天空，交相辉映、光焰万丈、泽被华夏。老子是智慧大师，创立了道家学派，孔子是道德大师，创立了儒家学派，两人之间的关系，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。历史上和学术界认为两者是互补关系的大有人在，可以找到许多文献；认为两者是对立关系的也为数不少，也可以找到大量文献。研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，如果只在对立与互补的轨迹中运行，可能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。黑格尔在论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时，天才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，即同一是有差异的同一，差异是有同一的差异。运用同一与差异的关系进行分析，似乎可以跳出对立与互补的怪圈。首先要承认差异是老子与孔子最基本的关系，否则，就不用道和儒两个概念来分别命名他们的思想体系了。同时，要看到老子与孔子思想的差异，既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，又不是简单的互补关系，而是差异中有同一、同一中有差异。
研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，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学术问题，应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。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，历史上的孔子与后人的孔子是不同的。随着历史的脚步，孔子渐渐变成了汉朝的董仲舒，魏晋南北朝的马融、郑玄，唐朝的韩愈，宋朝的程颐、朱熹、陆九渊，明朝的王阳明，清朝的顾炎武、戴震。同理，老子也渐渐变成了河上公、严遵，变成了王弼、李荣，变成了唐玄宗、成玄英、杜光庭，变成了宋徽宗，变成了明太祖、释德清、李贽，变成了清世祖。后人不断演绎老子与孔子，一方面说明道家与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意义、历史性价值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；另一方面则提醒人们，研究老子与孔子思想及其相互关系，不能把后人演绎的老子与孔子作为主要依据，否则，就容易陷入误区，还可能会谬以千里。因此，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，就是要立足《老子》和《论语》原著，研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，就是要回到春秋战国时期，理解老子与孔子的关系。
研究老子与孔子关系，要避免感情用事，尤其是门户之见，而最大的门户之见是儒道两家之间的互相排斥和批评。早在汉初就已出现这种情况，以致司马迁指出：“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‘道不同不相与谋’，岂谓是耶？”这大抵符合汉初的历史史实，“文景之治”时期崇尚老子，汉武帝之后则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回首历史长河，儒家长期居庙堂之高，属于官方思想，占据主导地位，道家则久处江湖之远，属于民间哲学，处在边缘地带。庙堂与江湖边界分明，按说可以相安无事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然而，中国传统社会是官本位和权力本位的社会，任何一个思想流派一旦占据统治地位，必欲以封杀其他思想流派为快事。总体而言，儒家排斥道家时间居多，尤其是宋儒理学，有的否认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史实，譬如叶适，在《习学记言》评说：“言孔子赞其为龙,则是为赞其学者,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也”，这些“皆途引港授，非有明据”。有的批评老子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，譬如朱熹，批评老子自私：“老子之术，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，方肯做；才有一毫于己不便，便不肯做。”批评老子懒惰：“老子之术，谦冲俭啬，全不肯役精神。”批评老子不负责任：“老子之学，大抵以虚静无为，冲退自守为事。故其为说，常以懦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。其为治，虽曰‘我无为而民自化’，然不化者亦不之问也。其为道每每如此。”批评老子无情冷血：“看得天下事变熟了，都于反处做起。且如人刚强咆哮跳踯之不已，其势必有时而屈。故他只务为弱。人才弱时，却蓄得那精刚完全；及其发也，自然不可当。故张文潜说老子惟静故能知变，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，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。其心都冷冰冰地了，便是杀人也不恤，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。”批评老子阴谋权术：“只要退步柔伏，不与你争”，“他这工夫极离。常见画本老子便是这般气象，笑嘻嘻地，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。虽未必肖他，然亦是他气象也。只是他放出无状来，便不可当。”引述朱熹批评老子的众多言论，并不是否定朱熹的为人和思想贡献，而是表明像朱熹这样的大儒和宋明理学创始人，有时也难免受门户之蛊惑和蒙蔽。因此，研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，可以互相批评，却不能互相指责；可以理性批判，却不能感情用事；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却不能陷入门户之见。惟其如此，才能认识和把握老子与孔子的真实关系。
从思想渊源和演变分析，老子与孔子既有同一关系又有差异关系，但差异是主要的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，建构起各具特色的思想大厦。老子与孔子的差异是多方面的，在著作文本方面，《老子》一书应为老子自撰，是现存的私人著述中最早的著作，而孔子是“述而不作”，没有留下亲笔著作，《论语》是其弟子帮助编纂的。在思想风格方面，读《老子》有一种清冷的感觉，好像秋风扫落叶，会震撼于他的冷静无情，“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,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,知常曰明。不知常,妄作凶。”意思是，极力使心灵做到虚静澄明，努力使心灵坚持清静无为。万物蓬勃生长，我就可以凭借虚静的本性看出万物循环往复的道理。万物纷纷纭纭，最终都要返回到它的本根。返回本根就叫做虚静，虚静就叫复归本性。复归本性就是万物变化运动的规律，懂得了万物变化的规律就是明智，不懂得万物变化规律而轻举妄动就会有凶险、出乱子。而读《论语》则有温暖的感觉，似乎沐浴在春风之中，会感动于他的“温良恭俭让”。即使批评人，也带着亲近温暖，“樊迟请学稼。子曰：‘吾不如老农。’请学为圃。曰：‘吾不如老圃。’樊迟出。子曰：‘小人哉，樊须也！’”意思是，弟子樊迟请教怎样学种庄稼。孔子说，我不如老农民。樊迟又请教怎样学种菜。孔子说，我不如老菜农。樊迟出去后，孔子不满地说，这个樊迟，真是一个小人啊！在思考范围方面，《老子》五千言涵盖了本体哲学、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，而《论语》一万五千言则主要讲述伦理哲学；老子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，有着丰富的本体内容、系统的辩证法思维和“静观”、“玄览”的认识方法，而孔子思想中没有本体论和宇宙观的位置，辩证法思想亦付阙如，认识论则比较贫乏。当然，老子与孔子最大的差异不在于文本、风格和思考范围，而在于思想内容，这是区别老子与孔子、道家与儒家的关键所在。
首先是道与仁的差异。任何思想体系的差异，都是基本概念和逻辑前提的差异。基本概念的差异，是不同的思想体系的主要标志，而逻辑前提的差异，则推导演绎出不同的概念集群、价值判断和理论框架。老子与孔子的差异在于基本概念不同，老子是道，由此形成了思辨哲学；孔子是仁，由此形成了伦理哲学。《老子》一书74次论及道的概念，老子从道出发，穷近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本原及其终极目的，进而构筑起道家思想体系。在老子那里，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，先于天地生成。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！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‘道’，强为之名曰‘大’。”意思是，有物浑然一体，先于天地生成。无声而又无形，独立长存从不改变，循环运行永不停息，可以说是天地的本根。我不知它的名字，勉强给个名字叫道，勉强取名叫大。道的本原是最原始、最质朴、最细小的东西，却又是能够支配一切的东西，即“道常无名朴。虽小，天下莫能臣也”。在老子那里，道是天地万物的起源，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这是从宇宙观的角度阐述道的作用。在老子那里，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动力和规律，“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具体表现为矛盾对立面统一规律，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”同时表现为循环运行规律，“大曰逝、逝曰远、远曰反”。意思是，大到天边又无所不至，无所不至而又运行遥远，运行遥远而又回归本原。作为形上本体之道，最大的特点是无形无象，似有非有，看不见、听不到、摸不着，“视而不见，名曰夷；听之不闻，名曰希；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其上不徼，其下不昧，绳绳兮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，是谓惚恍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。”河上公注云：“无色曰夷，无声曰希，无形曰微”；释德清注致诘为“犹言思议”。《论语》一书109次论及仁的概念，孔子从仁出发，深究人世间和社会中各种关系尤其是人与人关系的准则，进而构筑起儒家思想体系。孔子既把仁看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，以此作为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，来处理社会各种关系，又把仁看做是儒家思想的最高范畴，统率其它范畴、概念和判断、推理。在孔子那里，爱人是仁的首要含义，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’。”爱人是从血缘亲情出发的，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？”钱穆先生注云：“善事父母曰孝；善事兄长曰悌。”是啊！一个连自己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，怎么可能爱其他人呢；一个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人，怎么可能犯上作乱呢？！孔子之仁真是充满着亲情温暖和人性光辉。在孔子那里，克己是仁的主要内容，“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’。”孔子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克己的内容，正的方面是帮助人、关爱人，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意思是，仁者，只要自己想站得住，便也帮助人能站得住。自己想过得好，便也帮助人能过得好，凡事能推己及人，这就是仁的方法了。反的方面是不强加意志于人，“子贡问曰：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’子曰：‘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。”意思是，子贡请教有没有一个可以终身奉行的道理呢。孔子回答，那大概就是恕吧，自己所不想要的，不要强加给别人。在孔子那里，复礼是仁的根本目的，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！”意思是，只要哪一天做到了克己复礼，天下的一切都归于仁的境界。孔子所推崇的礼是西周的政治规则和社会秩序，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意思是，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、商二代的文化，多么富有文采啊！我是赞同周朝的。
其次是无为与有为的差异。老子与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，两人都关心时政，都在为匡正时弊寻找办法，而开出的药方却大相径庭，甚至到了尖锐对立的地步。孔子推尚“仁政”，倡导仁义礼智信。在社会治理上，孔子要求用礼乐教化百姓，使人人各安其位，各司其职，不越位，不僭礼；以礼义规定长幼、嫡庶、君臣关系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使每个人都恪守各自的社会地位，履行社会职责。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意思是，用政纪来教导民众，用刑罚来规范民众，民众往往会为了侥幸逃脱而不顾忌耻辱；用道德来教导民众，用礼义来规范民众，民众就会有明确的是非之心而真心归附。老子则明显反对仁政主张，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；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”；老子还说：“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”当然，老子与孔子对待政治的态度，还是集中反映在无为与有为的差异。老子依据于“道法自然”原则，提出无为而治主张，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人生智慧，“故圣人云：‘我无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静，而民自正；我无事，而民自富；我无欲，而民自朴’。”孔子依据于“仁者爱人”的原则，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，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具体表现在治国图景不同。老子与孔子都有明显复古倾向，老子尊素朴，希望回到远古社会，提出了“小国寡民”的图景，“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；使民重死而不远徙；虽有舟舆,无所乘之；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；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”孔子贵文饰，心目中的治国楷模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希望回到尧舜时代和西周时期，“大哉！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。焕乎！其有文章！”意思是，尧这样的君主伟大啊！只有天那么高大，只有尧能效法天。广大啊！百姓无法用语言称赞他。他的功绩真是崇高啊！他的礼乐法度真是光辉灿烂啊！统治路径不同，老子尊自然，强调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要依据人和物自身的性质，让其独立自主、率性而为，自己成就自己，而不要外在人为因素的无端干扰和任意审判，“是以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；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，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。”意思是，所以圣人以不欲为欲，不看重难得的奇物；以不学为学，抛弃众人的过失而复归于根本，辅助万物自然成长而不敢作为。孔子贵仁政，强调人为的作用，积极推行德治，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同时要求建立礼制，形成等级分明的和谐秩序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；形成统治者内部的和谐秩序，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”；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秩序，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”。个人志向不同。先秦诸子著书立说，目的都是服务政治,为统治者献计献策，即使老子也不例外。差别在于有的人仅仅是为了提供思想主张，有的人则还想为官从政、躬身践行。老子尊自由，安于周守藏室之史职位，看到周王室衰败时，则辞官西出函谷关隐居，因而反复强调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”。孔子贵入仕，甚至对自己的治国才能颇为自信，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意思是，如果有人任用我治理国家，不久便可以做出成绩，三年就会成功。
再次是圣人与君子的差异。老子与孔子都有自己的人格理想，这也是他们的道德主张。老子的人格理想是圣人，孔子的人格理想是君子，两人人格理想的交集是应该由人格完善、精神高尚的人来治理国家。老子多次提到圣人之治的观念，“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常使民无知、无欲。使夫智者不敢为也，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”意思是，所以有道的人治理国家，要使人的心灵开阔，生活安饱，意志柔韧，体魄强健。常使民众没有奸诈的心智，没有争盗的欲念，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。依照无为的原则去处理政务，则能治理好国家。孔子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“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‘修己以敬。’曰：‘如斯而已乎？’曰：‘修己以安人。’曰：‘如斯而已乎？’曰：‘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！’”意思是，弟子子路问怎样才算是君子。孔子回答，修养自己，严肃地对待工作。子路又问，这样就行吗。孔子回答，修养自己，能使他人得到安宁和快乐。子路再问，这样就行吗？孔子回答，修养自己，使老百姓得到安宁和快乐。在这一点上即使尧舜也难以做到。尽管如此，老子之圣人和孔子之君子有着很多差异，最大的差异在于圣人守道，“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”；君子守仁，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意思是，君子如果抛弃了仁，又怎么能成就声名呢。君子不会有哪怕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，即使在仓促匆忙之间也必定与仁同在，即使在颠沛流离之时也必定与仁同在。具体而言，在立身处世方面，圣人愿意处下，君子勇于争先。老子认为，圣人治理天下，如江海之纳百川，自甘于处下居后，故能蓄养万民，而不给民众造成损害。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处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。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孔子则认为，君子为了崇高的理想，必须意志坚定、百折不挠，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；愿意付出重大牺牲，甚至献出生命，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。在学习方面，圣人凭直觉，君子靠好学。老子重视智慧而不重视知识，推崇理性直觉，“不出于户，以知天下；不窥于牖，以知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鲜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名，弗为而成。”意思是，不出门就知道天下事，不看窗外就知道宇宙万物之道。出门走得越远，所知道的就越少。所以圣人不用去做就能知道，不用去看就能明了，无所作为就能有所成就。孔子则重视知识，重视感性认识和经验积累，《论语》开篇就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君子、圣人或仁者，却承认自己好学，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意思是，即使在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，也必定有像我一样忠实而讲信用的人，只是比不上我爱好学习罢了。在内在品质方面，圣人本真，君子优质。老子注重原始纯朴的人生品质，希望人们无论在什么年龄段都要返璞归真，保持婴儿般心态，这就是“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”，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，“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。”王弼注云：“被褐者，同其尘；怀玉者，宝其真也。圣人之所以难知，以其同尘而不殊，怀玉而不渝，故难知而为贵也。”孔子则强调人生品质的后天养成，最重要的品质是仁、知、勇，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
郑板桥诗云：“标新立异二月花，删繁就简三秋树。”意指思想观点要有新意，有别于他人的想法，就像春天里百花争艳，生机勃勃，而表达思想观点的文章须简洁明快，就像秋天里的树木，叶已落尽，很有骨感。研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，不能不重温《老子》和《论语》，深深感到两部经典的文字简洁，似三秋树般的干净；思想观点各异，如二月花般的繁荣，这就是承载着不同的思想路径和智慧形态，承载着中华文明对于美好生活的不同思想实验。思想差异是创新的动力，更是进步的源泉。由于认识是一个主体与主体、主体与客体互动的过程，产生思想差异是必然的，不产生差异则有悖规律。就主体而言，每个人的生活背景、成长经历、职业性质不同，不可能对客体达到完全一致的认识；就客体而言，人们只能接近真理和认识客体的真实面目，不可能穷尽对客体的认识。况且，客体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过程，今天获得的正确认识未必适应明天的客体情况。因此，对于文明进步和思想发展而言，百家争鸣比定于一尊为好，百花齐放比一枝独秀为好。如果没有思想的差异，就不可能有思想的竞争；没有思想的竞争，就不可能有思想的创新。人类文明的进步，归根到底是思想的进步，是思想创新的结果，没有思想的创新，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进步。让我们在包容思想差异的过程中，推动思想创新，赢得进步伟业。(转载于2015年12月14日《人民政协报》 作者：夏海）
